进入智能制造时代，机器人会夺走白领的工作吗？

　　我们面临的是“弗兰肯斯坦”的问题，还是人与人的问题?

　　在忧心人造智能会否反身攻击制造了它们的人类之前，也许我们更应该忧心我们该如何与机器人共舞，以及在这样一个共舞时代如何彼此和谐共舞，以免舞会因我们人类自己之间的问题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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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公投七成以上人士反对政府进行普惠型补助，被认为表明瑞士人民不愿意吃大锅饭，有人更上升到全面福利会助长全能型政府气势的高度，当然也有人“恶毒”地揣测，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瑞士对移民太有“吸引力”。

　　瑞士人民的底气来自本来就很殷实的福利和较高的就业率。如果换一个场景，比如瑞士的失业率高达七成以上，这些失业民众会对政府的普惠型补助投反对票吗?

　　会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吗?按照《机器人时代》的说法，会的。在该书作者马丁·福特看来，一个大多数人无工作的未来正在到来。

　　在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等民粹型政治家看来，外来移民和工作岗位外包是发达经济国家普通民众工作岗位丧失的主要原因。因此，限制外来移民，鼓励工作岗位回流便成为他们煽动人心的主要政策诉求。

　　然而，现在有一个幽灵，一个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幽灵，正在欧美国家徘徊。这个幽灵不仅正威胁到普通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搬运工、收银员等岗位，还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蚕食记者、翻译、投行分析师等所有跟数据打交道的所谓智力密集型职位。前者是自1970年代欧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岗位外流后普通民众主要的就业领域，后者所提供的税收则是支撑福利体系的主要基础。如今这两个领域的就业都面临荤素不拒的机器人的威胁，其间所蕴含的风险及其后续影响委实不可小觑。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机器争夺人类饭碗的恐惧和仇恨就一直挥之不去，英国18、19世纪之交以捣毁机器为主要诉求的“卢德运动”，便是在这类恐惧和仇恨的驱动下发动的。当然“卢德分子”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反对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顽固分子被嘲笑讥讽，以至于对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社会经济后果表示忧心的人，也经常被冠以“新卢德分子”的名头。

　　如此乐观地看待“卢德分子”的底气在于，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新的技术革新所引发的产业重构，在淘汰旧技术标准和产业格局下冗余岗位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抹平转型阵痛。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旧人囿于年龄和知识结构难以获得新的工作机遇，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必然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这样的底气过于乐观。所谓发展红利会自动外溢并覆盖全社会的说法从来不成立，福利社会的构建是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民众经过一百余年的抗争才基本成型，而那些掌握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人们总是能分得较大部分的蛋糕。

　　欧美战后大规模制造业提供的大规模就业持续了“黄金三十年”，到1970年代随全球制造业再布局而就业规模日趋缩小。大部分原蓝领工人的再就业岗位并非来自1980年代起红红火火的信息科技、创意产业和金融行业，而是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含金量也较低的低端服务业岗位，由此导致的贫富分化和居民过度依赖财产性收入，再叠加经济过度金融化，累积近三十年后终于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